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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之都 从此大同——大同地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是由中共大同市委统战部升旗点将，组织大同地方史志专家和yl6809永利YL集团历史学者，共同撰写的一部地方性、通史类、民族关系史专著。

大同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北方地域民族关系问题，具有特别的价值；尤其是对于研究曾经一度占据中国北方，或入主中原的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族群与汉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无可替代的典型意义。

大同地处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带（北纬39°54'到40°44'之间），是燕山、阴山、太行、吕梁四大山系交汇处的一个高原盆地。海河水系中的主要支流——桑干河，由西向东横贯全境。大同的天文地理、自然物候，决定了它既是逐水而居的人类祖先最先播种“文明”的发祥之地，又是渔猎族群向农耕族群过渡的进化之阶，还是游牧迁徙与守土拓土两种生存方式此进彼退的角力之野。

大同古城，是在中国历史进入中央集权帝国时代的前夜，从一个史前文明交汇点上（桑干河文化核心区）兴起的城市。大同的历史“角色”多变而特别：在中原文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体系之中，它是一座“边城”；而在北方游牧文明的生存冲动之下，它则是一个南下“逐鹿”的战略“跳板”，或临时安放北方游牧族群雄心异志的“都城”。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它有时是战争的“桥头堡”，是兵家必争之地；有时又成为“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策源地和商贾云集的贸易码头。有时因为仇恨火焰的燃烧，它曾被屠戮成一座恐怖的“死亡之城”；而在生存与发展的祥光中，又总会奇迹般一次次成为凤凰浴火重生的“涅槃之城”……总而言之，这是一座以北方各族群命运共生、历史共创、文化共融为特质的古城，同时也是一座最终以汉民族文化传承为主体形态进入现代社会的城市。在全新的历史时期， 按照一个更加科学、更加系统的史学指导思想，来完成一部新的城市民族“三交”史，是一项充满挑战，而又无比光荣的使命，新一代的大同史学工作者对此责无旁贷。

《融合之都 从此大同——大同地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从2023年春开始酝酿，到2025年春脱稿付梓，共历整三载。对于一部史书的编撰而言，三个年头，可谓白驹过隙，匆匆即逝。所以，当我看到案头那厚厚一摞“五卷”的文稿，便于心中由衷升起对五位执笔者的浓浓敬意：粗读书稿，不仅有耳目一新之感，更兼得深邃启迪之悟。我觉得这部书稿有三大特色：

第一，这部地方民族关系史，明确体现了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史观， 站位准确。“多元一体”史观，于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先生提出，用于说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现实状况。费孝通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并非单一中心，而是多元并存的，各文明中心如同天上的星斗，遍布中华大地，各自独立发展，而又相互影响。这一观点是中华民族形成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的经典理论概括，除了对于当代中国民族学、社会学具有奠基性意义，也为历史、考古等学术领域指明了方向。

《融合之都 从此大同——大同地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作为一部研究地方民族关系的专史，其成书的根本出发点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既是编撰初衷，也是编撰的方针。我作为一个先睹为快者，非常欣喜地看到了五位作者在这个史学大节问题之上，具有冷静的头脑、清晰的思路和对于相关史料的恰当把握与熟练运用。比如在温鹏毅的“史前至秦汉卷”中，我们看到了关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宏大历史叙事：赵国开启夏夷互鉴的大幕，赵武灵王冲破窠臼，以“胡”为师，变法利民，开疆拓土，设置三郡，修筑长城，框定中国北疆版图……在马志强的“魏晋南北朝卷”中，我们看到了这部地方民族史的另一个“重头戏码”——北魏“太和改革”：从内核制度革新（推行俸禄制，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修订律令推动法律汉化），到经济改革（推行均田制，配套实行租庸调制），再到文化与社会制度的整体汉化改制（迁都洛阳，禁鲜卑服改穿汉服，禁用鲜卑语通用汉语，改鲜卑复姓为汉姓，皇族与汉族高门通婚），以至全面采用汉族礼乐、典章制度，并且尊崇儒学，设国子学等等。一场气势恢宏的改革运动，通过制度汉化与社会整合，使北魏从部落联盟转向中央集权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游牧族群政权主动融入华夏文明的典范。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与北魏“太和改革”，都是大同历史的紧要节点，又为大同民众所熟知，几乎家喻户晓。遵循“多元一体”的历史观，打破“华夷之防”，真实写好这两节文字，无论是赵鞅学胡，最后灭胡，还是元宏学汉，最终融合于汉，都是这部地方民族史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对民族认同感的高度自觉也就在其中了。

第二，这部地方民族关系史，深刻阐述了各民族从交往、交流，达到交融的规律性认知，发人深省。费孝通先生在解释“中华民族”文化内涵时，讲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形成的。”据此，这部新史，把用史实来标注民族“自在实体”的形成过程，并揭示其中的内在规律，作为最基本的编撰取向。应该说在这方面，这套书所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

之一：先进文化是民族融合的核心驱动力。如孙瑜在“隋唐五代卷”中，非常认真细致地梳理了隋唐时期少数民族内附的情况，可让人非常直观地感受中原文明鼎盛时期对于周边族群的强大吸引力。隋唐两朝（主要是唐朝）内附族群的人口，根据《旧唐书》《资治通鉴》的记载作模糊估算：东突厥约50万，西突厥约30万，回纥约10万，契丹与奚约20万，党项约30万，铁勒约50万……总计不下200万人。这可是一组惊人的数字。孙瑜还比较集中地研究了唐代大同地域（代州以北）西突厥部众的内附情况，并列有专节《李氏沙陀》，深度揭示唐代内附沙陀人，从朱邪执宜到朱邪赤心（即李国昌，朱邪执宜子），再到李克用，祖孙三代为大唐守护北大门的史实，以及这个以沙陀为主体，包含粟特、吐谷浑、鞑靼及其他突厥部族在内的民族共同体，在唐末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之中，修成“正果”，建立“后唐”的过程。特别是通过介绍后唐奠基者李克用坚持沿用大唐天祐年号，以复兴唐朝为名与后梁争雄的典型例证，用“史笔”刻画李克用内心崇唐的内附者形象，以及使用大唐符号在乱世中火中取栗的复杂人格。这些都是非常精彩的文字。

之二：经济纽带是民族融合的主要黏合剂。民族融合虽然是向着优势文明凝聚的，但在过程中必然包含政治宽容和经济通惠等要素的参与。而经济上的交流所产生的黏合作用则更带普遍性和更具决定意义。宋志强编撰的“明清卷”中，对明、蒙200余年的互动史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让我们真切看到了战争与和平交替、封锁与互市并存、矛盾与依存交织的典型样本。这段历史深刻揭示了经济需求如何穿透政治壁垒，最终推动民族关系的重构。明初“犁庭扫穴”的军事策略背后，是蒙古高原与中原经济生态的根本矛盾。事实上，朱元璋北伐檄文中“驱逐胡虏”的政治口号，掩盖不住中原王朝对漠南畜牧区的实际需求。朱棣五征漠北耗费国力，却始终无法切断蒙古诸部与山西商人的走私网络。“土木堡之变”，表面是瓦剌也先的军事突袭，实质是明朝断绝朝贡贸易引发的报复。而整个嘉靖朝堂，虽然经常为土默特部俺答汗频繁骚扰大同而发生争吵，宣大总督、大同总兵的调换如走马灯一样，但打来打去，谁也绕不开边贸互市这个“死结”。直到隆庆五年（1571），穆宗朱载坖执政，英明的高拱、张居正（明廷首辅、次辅），干练的王崇古（宣大总督）联手，抓住机遇，实现“隆庆和议”，大明北疆终于云开日现。史实证明，“俺答封贡”绝非单纯的军事妥协，而是用经济手段重构了明蒙政治上的从属关系，实现了长城南北汉蒙永久的和平相处。甚至还意外催生了“晋商”这个跨越族群、跨越朝代的商业信用体系，让物质交流又反向演变为更加持久的文化融合。

之三：战和交替是民族融合的特别加速器。民族融合是美好的，但是融合常常不会自觉发生；战争是残酷的，但战争却是融合的“接生婆”。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战争往往以暴力方式打破地域与文化的固有壁垒，迫使不同族群在碰撞中重构生存方式，这的确是“血淋淋的历史真实”。崔莉英撰写的“辽宋金元卷”，基于辽金元三朝与两宋300余年的军事博弈的史实，较翔实地揭示了表面上充斥着刀光剑影的民族战争史，实则也在铺设民族交融的暗线。辽宋对峙，在“澶渊之盟”前，双方血战达25次之多，但在会盟缔约之后，燕云十六州化作南北不同社会制度嫁接的试验场，北宋仁宗的宽容政治和契丹“一国两制”的智慧，让宋辽联手取得了中国历史上经济繁荣和科技发达的顶级成就。金宋激变，虽然造成了王朝的更迭，上演了宋帝北虏的历史悲剧，但让中原人口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重组。女真“猛安谋克”南迁之后，宋金文化也迅速出现深度融合，文化主导权悄然迁变，西京大同在迁变中最先受到影响。宋元鼎革，残酷的种族屠杀让中原人口锐减，强制实行的“四等人制”，甚至在炮制更深的种族隔阂，但大运河的南北贯通，以东亚为中心四海通商的网络形成，却让更多的人种、更多的族群在更大的范围渐进相融，大同作为元朝的经济重镇更加受益匪浅。

第三，这部地方民族关系史，是在当地优良的史学传统和丰富的历史遗存双重加持下，收获的新的史学成果，意蕴深远。我是一个年逾古稀的文史工作者，我深知一部好书，特别是一部好的历史书来之不易——真要像太史公所言，得去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真功夫。当然，这种不易，所言不仅仅在于这五位年富力强的史学专家三年来的艰辛劳作。我还想说，这套书的成功，还在于我们所深深植根的古城大同的文化土壤。

来源：大同日报   2025-09-03   责编：余致楠